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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邱格屏
编辑｜渡十娘
新年假期，有毕业后去机关的老同学来电话问候。按中国人的习惯，再“老”的朋友，总免不了要说上几句“最近忙些什么啦”、“怎么不出去走走啦”之类的关心话。当老同学听说这么“长”的假期，我竟要呆在家看书时，便十二分同情地说：“你们这些做学问的人真够辛苦啊！”
说我在“做学问”还真是不敢当，因为在我看来，且不说只有像王国维、陈寅恪、吴泌等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之士才能“做学问”，至少也得像季羡林、冯友兰等前辈一样博学多才，才不愧“学问”二字。不过，对老同学的同情，我不领情的还不只是我是否在“做学问”的问题，对于我是否“辛苦”的问题更让我觉得有话要说。因为，虽然硕博六年同窗，老同学依然对我不甚了解。他哪里知道，于我而言，静静地独自徜徉书海才是人生最大的享受呢。
我从小就有两大与我出生的时代和家庭背景极不相称的爱好：读书和旅游。随着年龄的增长及惰性的增强，这“旅游”一项已渐渐淡去，倒是“读书”从爱好变成了嗜好，大有可一日无食，但不可一日无书之势。大凡冬日里一个人在温暖的灯光下品过书的朋友，一定与我有同样的感受。只是说来惭愧，我有条件、有时间、有意识地品书时已经二十多岁了，与美国纽约市立大学著名华人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十来岁就对《资治通鉴》走火入魔般的酷爱相比，可谓丢人现眼至极。
我读书——当然是读自己喜欢的好书——的日子是从研究生阶段开始的。那时的我已经在乡下中学里做过三年英语教师，只知道哪怕是做一名初中一年级学生的老师的不易，却不知道自己该选择什么样的未来，读书当然也就无的放矢。无论什么书，文学、历史、政治、经济等等，只要觉得能增加知识面，我从不会轻易放过。这大概与现在一些工作过几年再去读研究生的人有共同之处。
那时我对书狂热的第二个原因，是我第一次可以到学校的书库和系里的资料室自由挑书。看着书架上那一排排散发着油墨香或者霉味的书，我不知道自己的一生能读完它的几分之一，唯一的办法就是不停地读，读，读。虽然当时我们系的资料室是小了一点，但其中的书也不是我三年就能读完的。为了能多看一点书，我每天总是第一个走进资料室，最后一个离开。以至资料室的老师就好像我的父母一样，无论春夏秋冬，他们每天都会给我倒上一杯茶等着我的到来。有些读过的书的书名已经忘了，但那几位老师却是永远地留在了心里。
当然，我这么“没日没夜”地读书也不是完全为了高尚的追求，有时读书真是无奈的选择，只是我最后无法停止这种“被迫”的行为。我读《红楼梦》就是这样。真不好意思，像我一样，二十四、五岁了还未读过《红楼梦》的中国大学生不说绝无仅有，也该少得可怜了。可我偏偏没读过。众所周知，研究生阶段要不停地写文章，而我的文笔在师门是出了名地“臭”，正好与一才子师兄形成鲜明对照。为了能改变一下我的“境遇”，我虚心学习，不“耻”上问。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师兄教给我他的绝招——读经典名著。于是，《红楼梦》成为我必读书目的首选。自此，我就无法左右我自己对此书的感情了。自1994年从师兄那儿学得真经，至今已过了几十年，无论我如何忙，也必定偷闲一年一读《红楼梦》。
后来，因为太喜欢唐德刚那种文中有史，史中有文，洋洋洒洒又诙谐幽默的文风，我便一遍遍地读所有能找的唐德刚的作品，当得知唐德刚先生的写作底气来自《资治通鉴》之后，我居然把几个版本的《资治通鉴》都读了一遍。再后来，以研究犯罪学谋生，迷上了哈耶克，不仅自己读了几十年哈耶克，现在给博士生指定的书目里，哈耶克的书也是一本不落。
哈耶克和他的著作
为了我那些不得不读的书，三年硕士研究生生活中，尽管离家并不远，但我极少回家，长长的暑假从未回去“休养生息”，即便是春节，也似乎远比上班族忙，规定自己必须一周内来回。来去匆匆！不知情的人以为我正干着极其重要，或者是极其辛苦的活。甚至有人感叹，你们念书的人真累啊！事实上，他们那里知道我的感觉呢，听到他们的一声声感叹，我想告诉他们我的想法，但转念一想，还是算了吧，也许他们想到我辛苦，以后就不会随便打搅我了呢。
博士阶段的学习事实上是我学生生涯当中最紧张的阶段。南京大学低门槛进，高门槛出的规矩在全国高校中是出了名的，尽管曾经遭到来自学生、导师，甚至外校的攻击，可学校关于博士生毕业的标准却从未降低（现在反而被全国高校仿效了）。为了能按时、按质地完成博士论文，我只好拼命地泡图书馆。不过，假期里我依然雷打不动地读自己喜欢读的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名著是我床头的必备。假期里，不用上课，不用写作业，也不用担心有人打扰，所有的时间都由我自己支配，以至于我三年博士期间只回家一次。我至今依然记得在南京大学的西八舍（研究生女生宿舍）楼上，我在两个暑假里消费了数箱方便面。当我的导师知道这个消息后就严厉地质问我是不是不想活了，因为他担心方便面里的防腐剂会把我给“腐蚀”掉。
因为自己宁可在大学宿舍读书也不回家的“坏习惯”，我对自己的硕士生和博士生都有点残酷，要求他们春节只能回家一周，其他时间要留在学校读书。前几天，来自河南郑州的博士生怯生生的对我说：邱老师，我想早点回去，因为再晚点可能就回不去了。我听了他的话，十分高兴地说：“回不去？回不去不是正好吗？这样你就可以继续在学校读书了。你想想，你是想回去之后来不了还是想呆在学校回不去？呆在学校回不去多幸福啊！可以在宿舍和我的办公室之间来来回回，有食堂给你做饭，过年你就去我家，你有大把的时间读书。回去之后你就窝在家里，哪里都去不了，啥事也做不成，万一明年二三月都不能流动，那你就惨了！还是留在学校看书吧！”估计我的学生当时心里一直在咒骂我变态。但我觉得一个二十七八岁的男孩子真的要独立地去追求自己的生活与梦想了啊！
当然，读书，特别是读好书是幸福的，只是我也常常遭遇无法读书的痛苦。我说无法读书，并不是有人干涉我的自由，而是有时间时没书，有书了又没时间。在我几十年人生历程中，前一半时间是有时间没书，后一半时间是有书没时间。
我出生在一个无书可读的年代，对我而言，书这种东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奢侈品。我于文革中期出生在湘江源头的一个偏远小山村，自我记事开始，到1979年，家乡的人能吃饱穿暖的日子并不多。因为母亲长期卧病在床，我们家的日子更是困难。在那个连胃都无法满足的年代，我读书的爱好确实足够奢侈，当然也就很少有被满足的时候。除了偶尔能从姨妈家看到一两本小人书之外，我所有的兴趣都靠看仅有的教科书满足，最初是语文、数学两本，而后又加上思想品德和自然常识。那时候，语文书和思想品德书上的每一个故事都不知要被看多少遍。大概是因为自己这种对书的饥渴，儿子出生后，我最舍得给他花钱的地方就是买书，他去美国之前一直穿我同学儿子淘汰下来的旧衣服（以至于前不久我儿子还跟我说他一直以为我们家很穷），但我给他买书都是一次几十本，比如他五岁时迷上了小豆豆（日本作家黑柳彻子），我就把小豆豆写的书全部买回来；他喜欢法布尔的《昆虫记》，五六岁的时候就给他买十卷本的彩图绘画版，八九岁的时候又给他买十卷本的全译版。他迷上武打小说的时候，就把《金庸全集》36本一次买回家，他迷英国儿童作家Roald Dahl的时候，就把Roald Dahl写的书都给他买回来……。
我上中学时，可看的书当然是比小学时要多，不过，6年的中学生活除了看教材就是看教辅，既没闲钱买“闲”书，更没闲时看“闲”书，升学是读书的唯一目的。那时住在学校，一天到晚就在那些教科书及教辅中“走来走去”，时间依然是从来都不够用。我真不知道现在的孩子那么多书怎么来得及看。瞧瞧小学生们的书包，一点也比我上高中时轻。我一位内地的朋友每学期都托我给他那上小学四年级的儿子买沿海省份出的各种教材辅导，一次好几本。想到这一点，我又觉得自己是那么幸运，从来没有人弄了那大堆的辅导资料让我日夜不得安宁。
后来工作、成家，又有了孩子，于是，没时间成了我无法享受好书的最大障碍。
庆幸的是，现在我们有了各种有声读物，不同年龄不同爱好不同需求的人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听书渠道，我自己比较喜欢喜马拉雅，每天锻炼、做家务、开车时是我最幸福的听书时光。自从开启听书模式，上海拥堵的道路都变得无限美好，有时候为了多听会儿书，特意走一条耗时长一点的路。为了听书，我的导航设置取消了语音播报，所以我在车上都是眼耳分离，用眼睛看路看导航，耳朵只用于听书。自从开启听书模式，锻炼也不再被耽搁了，甚至从今年开始连保姆也没再雇了。
这些年，我不仅听完了好多以前想读却没有时间读的书，还把过去看过的好书又听了一遍。先是横扫了一遍一直想读却没时间读的文学经典，其中包括歌德、狄更斯、雨果、伏尔泰、巴尔扎克、果戈理、托尔斯泰、莫泊桑、大仲马、小仲马、罗曼·罗兰、海明威、陀思妥耶夫斯基、勃朗特姐妹、乔治·奥威尔、毛姆等人的经典作品，然后一边听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亚当·斯密、休谟、洛克、康德、黑格尔、叔本华，一边听中国历史，传统史学著作是把顾颉刚口述的《中国史学入门》里提到的好书都过了一遍，近现代治史经典则主要听江苏人民出版社那一套《海外研究中国丛书》，听《剑桥中国史》系列，也兼听自己喜欢的学者如陈旭麓、章开沅、高华、杨奎松、沈志华、桑兵、王笛、王奇生的作品，我也喜欢我师兄孙江、彭南生、师弟李恭忠的作品。
经济学著作是我业余时间最喜欢阅读的书籍，各个思想流派都喜欢，既喜欢凯恩斯学派，也喜欢奥地利学派；既喜欢新古典学派也喜欢新制度学派，还喜欢芝加哥学派，甚至无门无派的学者也喜欢，但比较偏爱研究人的经济行为的作品，这也是我则酷爱哈耶克、阿玛蒂亚·森的原因。对政治学作品也一样，既喜欢讨论自由、平等、权利、民主、正义等价值规范理论的传统主义政治学著作，也喜欢以政治行为和行为互动作为研究对象的行为主义政治学，因为阅读是我的爱好，我不需要选边站队。总体上说，我喜欢的都是贯通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多个社会科学领域的著作，如果作者横跨人文与社科、文科与理科，那会让我对他们的书百读不厌，前者如亚当·斯密、边沁，后者如爱德华·威尔逊、理查德·道金斯、法布尔等等。
可能跟很多读书人不同，我对书、对作者的认知深受我自己的知识背景的影响，比如亚当·斯密在我眼里是个伟大的哲学家而不是经济学家，相对于《国富论》，我更喜欢他的《道德情操论》，常跟学生说：听《道德情操论》就跟听优美的音乐一样荡涤灵魂，让自己无比享受。我也更愿意把马克思当做伟大的经济学家，觉得马克思对经济学的贡献比对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贡献要大得多，甚至还常常工具性地使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经典理论。
读书的好处多多自不必说，但有三点是非常实用的：
一是让我自己跟儿子的交流永远无障碍，每当儿子遇到新问题我都能从理论上高屋建瓴地给他提建议，看到他此时脸上略过的惊喜表情，我知道儿子又在暗暗佩服他妈了。因为阅读面广，儿子上大学了还是愿意读我给他推荐的书，比如上个月我给他推荐了《Men of Mathematics》，他当即去亚马逊上买了回来读，然后还在跟我视频的时候惊叹：妈妈，你是怎么知道有这么一本书的啊！我告诉他我是读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纳什的《博弈论经典》时候知道的，因为这本书对纳什的影响非同凡响。
读书的第二大好处在最近两年尤其突显出来。因为疫情，我在2020年被三次隔离，一年的1/8就在不同酒店那不足10个平方的房间里度过，奇怪的是我居然很享受这种隔离生活，觉得隔离出来之后身心都被清洗过一样。最近看到一句话：爱读书的人独处也不会孤独，我觉得自己就是最好的例子。
对我而言，读书的第三个好处是古人说过的“书中自有黄金屋”。因为读书，我不仅自己早早地买了房子，而且20年前就不断地劝身边的朋友、同事、学生尽快买房子：买不起大的买小的，买不起市中心的买郊区的……。把2002年前后上海的房价和今天的房价对比一下，是不是觉得我们捡到了“黄金屋”呢。我一个学历史的书生，这个经济头脑就来自于唐德刚的《晚晴七十年》，因为他在该书中提到康有为当年带着一大笔钱来到巴黎，在城郊的新开发区看到一片“死城”——房子根本卖不出去，于是他听从当地华侨商人的劝告，买下了一条街的房子（是不是感觉像20年前的温州炒房团），结果不几年巴黎房价疯涨，康有为家好几代人得益于巴黎的城市化进程。唐德刚聊完康有为，顺便还把伦敦、纽约、悉尼的房价都举一反三了一遍。我想，上海不就是未来的纽约吗？那100年涨100倍也是可能的了，结果20年已经涨了40倍（2000年浦东世纪公园边上的房价4000/平米左右，现在已经15万/平米朝上）。
我常常对学生说，读书的目的是什么呢？当然是为了生活更幸福！读书可以让自己住上房子，让自己跟孩子交流无障碍，也可以让自己一个人独处时有滋有味，是不是很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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